这位佛罗伦萨思想家的言论虽然往往像是认同非道德立场，但他事实上是一位非完美主义形态的境遇主义者。许多现实主义者确实误读了马基亚维里的《君主论》，以为该书主张“目的证明手段正当”，主张国际政治无非是“狗咬狗的争斗”，因而对于选择追求对外政策目标的手段问题必须采取一种玩世不恭的非道德立场。那些如此将马基亚维里的立场过分简单化的人可以被称作庸俗现实主义者。说他们“庸俗”，是因为他们误解和歪曲了马基亚维里对待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方式。实际上，正如肯尼思．沃尔兹和迈克尔．沃尔泽所强调，马基亚维里给他向君主建言附加了重要的限制性条件。因此，马基亚维里说并非所有目的，而只是某些证明道德上可疑的手段正当；他们必须是建设性的、仁慈的目的。

一个更重要的限制条件是马基亚维里的另一条保留：令人厌恶和道德上可疑的手段是否正当，取决于他说的“具体情况的必需”――――也就是说，在一个既定的形势下，是否不存在建设性目的可望赖以实现的、替代性的行为方式。在这个问题上的现实现实主义立场得到了，摩根索和沃尔弗斯之类学术理论家的进一步阐发，他们捍卫原的现实主义立场，将它与庸俗现实主义者的过分简单化的、扭曲的观点区别开来。

流派：

同据信指导现实主义者的情势伦理相比，非道德主义和完美主义立场容易贯彻得多。完美主义者绝对禁止使用道德上可疑的方法，哪怕是为了道德的目的。非道德主义者的行为准则正好相反，而且几乎同样容易应用：任何手段，无论多么不道德，只要它可望成功和足够高效就可以接受。相反，不可能将完美主义观点转化为简单的行动准则，让决策者有明白无遗、一清二楚的指针可循。由于在那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非完美主义者就只能为决策提供一些非常笼统地指导原则。阿诺尔德．沃尔弗斯阐述了四项这样的原则，现在将它们列举如下，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为什么它们最好被当作笼统的指南，而不是指示正确的行为方式的具体规则。

第一项：对外政策行动的目的必须是真正建设性和值得称赞的，如果决策者要为此考虑选择道德上可疑的手段。有人会说，要是这一指南被决策者认真对待，他就会为捍卫国家真正“至关紧要的利益”使用武力。

第二项：在有不那么可以的手段可用于达到同样的目的时，不应当使用道德上可疑的手段。

第三项：政治家应当选择在既定环境中对可贵事务造成的破坏可望最小的行动路线。

最后一项：试图在作出此类困难的决定时应用情势伦理的政治家应当在手段选择方面受到一种限制（在使用军事力量时尤其如此），即受限于神学家们所说的“比例原则”（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这是一项律令，其意在于所使用的可疑手段至少必须同所追求的目的有一种合理的关系。在实践中，它要求政治家滥用武力，那将造成太多生命损失和太大破坏，超出必不可免的或于所涉利害关系相符的代价。可以记得，美国在越南的战争政策由于严重违背“比例原则”而遭到强烈批评，甚至在并非全然反对美国越战目标的人中间。人们觉得，美军使用的军事手段和它们造成的巨大破坏同所涉的美国利益全部相称，超出了这方面任何可设想的分寸。

对于处理出自将武力当作对外政策工具使用的道德两难，非完美主义者提出的四条指导原则有什么实际用处？就情势伦理如何用于实践而言，它们是有意义的，而且总比全无任何指南要好。然而尽管如此，必须认识到它们的含糊使得应用它们的方式可以有相当大的主观性和弹性。这些指导原则可以有某些有益的作用，在决策者没有受到过大压力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但是，没有任何东西确保它们必定会迫使决策者――――哪怕是赞成它们的决策者――――在决定对外政策和对外行动时认真关注和充分重视道德因素。

在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里，大多数决策者及其幕僚大概认为是非完美主义的实践者。然而，他们一般以非常主观、宽泛和很不连贯的方式应用之，而且他们所以这么做，不仅是因为这些指南如此，也是因为对决策的其他压力往往比道德考虑的作用有力得多。决策者受到维护和提高本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的压力，甚至在事情并不涉及至关紧要的国家利益时同样如此；他也受到在对外事务中获取结果、赢得成功的压力；不仅如此，他通常还关心保护他个人及其政党的政治利益，并且赢得选举。对大多数决策者来说，诸如此类的考虑往往更重要，亦已超过在他们看来过分拘泥所用手段的道德性。决策者太容易为自己诉道德上可疑的手段辩护，太容易从事自我欺骗，也太容易就这么做是否必要提出方便的理性托词。

只要仍然缺乏关于应用情势伦理的更为严格的指导原则，决策者到头来就肯定会轻而易举地相信结果比它自身行为的道德纯洁性更重要。如果迫于紧急情况，加上受到围绕其政策举措的政治争议的严重压力，政治家便倾向于退至最后一道防线，争辩说他已做的事情是否正当最终将取决于它是否会成功。许多不同类型的领导人至少有一点相同：当国人给予苛刻的评价时，他们宁愿让“历史”来评判。不幸的是，有许多先例（其中某些极可尊敬）可供陷入这种局面的领导人援引。毕竟，林肯有一次就以下面的话回应对自己的批评：“如果结果证明我正确，那么对我的指责就会一钱不值。如果结果证明我错了，那么就算有十个天使发誓说我正确也无济于事。”这可以是个很好的政治辩辞：它肯定对尼克松总统很用吸引力，他曾援引林肯来证明自己大有争议的、入侵柬埔寨的决定实属正当；它对卡特政府的管理与预算局局长伯特．兰斯也肯定很有吸引力，他在对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辩护自己非同寻常的金融交易时同样援引了林肯。然而，它依然是对待政治道德的一种大有疑问的方式。

鉴于非完美主义立场的局限性，加上尽管如此仍有许多政治家事实上会继续采纳它，因而在此结尾处为道德完美主义者（即那些情不自禁地倾向于在道德上谴责对外政策的差不多每个方面的人）说句好话也许是恰当的。尽管他们的说教常常令人不快，天真幼稚，不切实际，我们还是应该赞赏他们给关于对外政策的公众辩论做出的贡献。因为，他们的批评可贵地提醒人们：从道德观点看，对外政策往往是不完美的；而且，他们提供了一种有益的警戒，防止实干家在道德上自我欺骗的倾向。人们常常忘记，马基雅维里即使在劝告君主，说环境会迫使他为了值得实现的目的使用道德上可疑的手段时，还指出要紧的是君主应当明白自己在这么做，应当用良心上感到不安，以便道德价值至少会在遭到侵害后仍能幸存下来。

参考文献：

[美]戈登．克雷格等：《武力与治国方略――我们时代的外交问题》，时殷红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388-392页